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出于护身、御寒、遮羞以及礼仪等考虑，人类的衣物经历了多次转变：由茹毛饮血时代原始的树叶、兽皮等简陋衣物，到麻布、丝织品、毛织品、棉布，再到现代化学纤维等精美华丽纺织品衣物等。在历次转变过程中，从来没有哪一种衣物原料和织物的传播如棉织品一样对人类生活和文明进程影响如此之大：丝织品过于华丽昂贵而难以走向大众，麻布服饰不易染色且颜色单调，羊毛纺织品厚重且舒适感差，而易染色、舒适度高、洁白无暇、温暖柔和、轻薄透气、天然环保的植物纤维棉花，则满足了古代和现代人对纺织品衣物的一切美好想象，这也使得棉花成为大自然赐予人类保暖的最好礼物。
棉和棉织品在古代和现代的全球传播，是一部新旧大陆不同文明区域经济和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更是棉花资本主义实现全球扩张的历史。棉的全球化是作物改变世界进程、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大历史事件。斯蒂芬F.戴尔（StephenF.Dale）认为，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带到中亚、南亚，再从中亚、南亚输往中东和欧洲；若从反方向看去，也是一条以印度为核心通向印度洋各国和欧亚非大陆的印度“棉布之路”。近代欧亚贸易中，棉纺织品的进口和消费成为近代早期西欧国家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之一，其中棉纺织品的进口与消费对近代英国社会影响最大，不仅影响到英国社会风尚的转变，而且还率先引发英国生产领域棉纺织行业的一系列重大技术变革，成为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推动力，因此研究近代英国社会对棉的消费、传播及其社会论争，将便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棉的资本主义化对近代英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是欧洲重塑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哥伦布大交换”的全球生态物种交流时期，在欧洲殖民者海外扩张、探险、贸易活动的推动下，加速了棉花和棉织品在新旧大陆和世界各地空间上的交换流转，殖民主义成为重塑棉的全球生态格局和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
哥伦布到达美洲，是现代世界加速棉全球化进程的一次重大转变。哥伦布在航海日记中记载，他们有船员在登陆西印度岛屿时，发现了当地的玉米、棉花，有刚采摘的，有已略作加工的，还有纺成棉线的。棉花似乎并非人工种植，棉株全年结铃。纤维细长柔软，棉铃甚大。当地人以极低的价格与船员以物易物，如用一大筐棉花换取一个皮带环或其他任何小东西。这是近代早期欧洲人对棉的明确而比较准确的记载。
哥伦布的这一真实的认识，彻底改变了数百年来欧洲社会流行的棉花植物“菜羊”的奇异形象。如14世纪英国作家、旅行家约翰·曼德维尔（SirJohnMandev⁃ille）提到，14世纪20年代他在亚洲旅行中写的《曼德维尔游记》（TheTravelsofSirJohnMandev⁃ille）中记载，印度长有一种奇树，枝头上结有小羊羔。他描写的是棉花树，所画插图成为东方奇观之一。当亚洲棉、非洲草棉在欧亚大陆广泛传种植和传播之际，来自中美洲墨西哥的陆地棉和南美洲的海岛棉也因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开始了在新大陆各地、跨越海洋、实现洲际传播的世界历程。
近代早期亚洲棉的重大转变是1497年达伽马绕道好望角航行到达印度这一新航线的开通。葡萄牙人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印度织工，正式建立起欧洲与印度次大陆的商贸关系。欧洲商人、贸易公司和国家力量积极介入以印度为核心的印度洋纺织品贸易圈，是工业化之前全球棉花产业网络最重要的事件。印度纺织品作为工业革命前全球化的核心商品之一，印度纺织品大量入欧，对欧洲经济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棉和棉纺织品在英国的消费和传播，对纺织品消费全球化和英国的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等层面产生巨大冲击，有力刺激了英国殖民地棉花种植园经济和奴隶贸易的兴盛，对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工业革命启动和英帝国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极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崛起。
英国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自都铎王朝以来，毛纺织业作为英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和出口产品，不仅受国家法令保护，而且也与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羊毛和毛织品是英国人最主要的服装用料。早在1600年，佛兰德（Flanders，也译弗兰德斯，今法国西北部，法荷交界地区）宗教难民就开始在英国市镇中纺织棉布。关于棉花产业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601年：当时一位名叫乔治·阿尔努（GeorgeArnould）博尔顿粗斜纹布纺织工出现在地方法庭的记录中。近代早期英国本土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正在成为全世界棉花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员，棉纺织行业地位日益重要。1620年英国棉产品制造商已经向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出口，棉织业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开夏郡繁荣起来。而且17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的海军力量加强控制全球重要的海洋通道和水域，国家和商人力量正在美洲和亚洲的印度抢占殖民地和廉价土地，在西印度建立起奴隶制棉花种植园经济，服务于本国的棉纺织工业和社会需求。但是整个17—18世纪，英国和欧洲另外的地方的纺织工业几乎都停滞不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要在于，欧洲各国获取棉花原材料困难。由于气候原因，欧洲几乎不产棉花，所需棉花原料必须从遥远的奥斯曼帝国或西印度殖民地运来，因此，棉纺织业的发展远不如原料充足的羊毛纺织业。即使到18世纪中期，欧洲制造商对棉花的需求也不大，直到1760年，法属西印度岛上棉花产量开始稳定，这种“白色黄金”对英法纺织业而言已经满足了他们很大需求。尽管在1770年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的制造商逐渐完备棉花进口渠道，如持续不断的增加西印度殖民地棉花进口量，以满足本国生产需求，但是英国本土棉纺织产量远远跟不上本国棉布消费市场的需求，更满足不了欧洲、非洲市场和美洲种植园对棉布的需求。于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棉布制造商采取从印度进口更多的棉布制成品的方式，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这也成为政府、东印度公司和广大民众更好的选择。
海外棉纺织品消费新时尚在欧洲，17世纪下半叶之前，亚洲纺织品还没有被大范围的使用在衣物，而是基本上用于墙面、室内以及门窗帘等装饰。有关印度棉布的记载散见于各类日记之中，如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曾写道，“给夫人买了一块轧光印花布，这是一种东印度的印花棉布，用于装饰她的新书房”，是“选了很久之后”才买的。在英国，直到17世纪晚期，印度棉布才开始慢慢的变多地用在服装上。1686年一位名叫托马斯·帕皮伦（ThomasPapillon）的人写道：“棉织物不但具有与法国、荷兰、弗兰德斯生产的亚麻布相同的品质，而且在价格上，至少比亚麻布便宜三分之二。”正是棉布的质优价廉，1700年前后英国人大量进口棉布：比起本国的亚麻布、羊毛制品，它贴身穿感觉舒适，夏天穿感觉轻便，能够吸收亮色染料；更重要的是，它比本国任何纺织品都要便宜——日薪15便士的劳动者工作两周后便可购买2丈棉布。因此，棉布消费很快在大众间流行，继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掀起了“棉织物消费热潮”。
到了近代早期，欧洲的消费者购买印度棉布的原因，主要在于它们出色的特性和印花、印染工艺。印花布色彩艳丽，花色品种多样，能够很好的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在1696年伦敦的一位不知名的商人在出售商品的目录中，提到印花棉布“有各种颜色，红、黄、蓝、绿等，用做任何您认为合适的东西都很经久耐用”。甚至当时有人列出棉布可以做的每一种服饰：男人的棉布衬衫、围巾、袖口、手绢，女人的头巾、睡衣、兜帽、袖套、围裙、外衣、衬裙等，男女都有的印度长袜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棉布消费使英国社会时尚蒸蒸日上起来。色彩艳丽、款式多样的印花棉布，既有丝绸的华丽和精致，又有较为廉价的价格，最终印花布从富贵阶层奢侈消费转向社会大众消费。同时棉布牢固的色彩使他们能够洗涤，即使在阳光下暴晒也不会褪色，这是欧洲销售商热衷于宣传、进口印度棉布料的重要原因。17世纪2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报告称：“白棉布这种商品的使用并不普遍，要加大宣传让各地人们都有机会试穿一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很有用处。当他们在英格兰出售时，细麻、麻纱，以及其它亚麻布料就会随之应声降价。”印度棉布质地洁白，这就给印花、印染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印度棉布最初受到欧洲人青睐，还因为他们的“新奇”和充满异域风情的图案，像茶叶、瓷器以及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和其他亚洲产品一样，印度棉布的新奇含义，符合工业革命之前欧洲产品创新的概念。17世纪后期英国曾有人这样评论：“突然间，我们得知我国所有的妇女，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上了印花棉布，既印花又染色，怎么艳丽怎么穿。”还有人抱怨说：“它悄悄走进我们的房间，我们的衣橱和卧室，窗帘、坐垫、椅子及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它纺织品外基本上没有别的。总之那些曾经以羊毛、蚕丝为原料的纺织品，不论是用于缝制女性服装还是制作家庭的用具，现在几乎全部换成来自印度的贸易产品。”
英国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有助于新的消费时尚和消费习惯的形成。18世纪以来，整个英国社会被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所左右，在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领域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尤其是对海外物产的消费热持续不减，消费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突显。针对时尚的重要性，18世纪中叶的经济学家雅各布·尼古拉斯·莫罗（JacobNicolasMoreau）指出，棉布在英国销售的成功，绝不仅仅因为它的价格低，更是因为出于对虚荣的新的社会时尚的追求。社会下层女性一旦穿上新奇艳丽的印花布，她们认为会跨越阶层分野，自己也会成为贵妇中的一员。服饰差别一直是社会等级和身份地位的重要表现，类似于从上而下的饮茶风、咖啡热，这种对社会时尚的追求，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形塑的一种强大力量，大大刺激了社会消费。
东印度公司与棉纺织品进口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对亚洲主要经营当时欧洲需求最强烈、市场最大的香料贸易，但是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断地打击和排斥下，逐渐放弃香料贸易而转向棉纺织品贸易，主要进口印花棉布和白棉布。17世纪上半叶，英国与海洋强国荷兰在海外香料市场、纺织品市场、捕鱼权、贸易与航运等领域展开积极竞争，英国总是处于下风。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迫调整贸易思路，使棉纺织品的贸易在17世纪下半叶得到迅速扩展。事实上，自17世纪中后期至工业革命前夕，棉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利润最大的进口货物。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货物贸易数据，1664—167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亚洲货物中，胡椒占比20.01%，咖啡占比0.63%，茶叶占比0.02%，而棉纺织品占比高达62.59%；到1731—1740年间，咖啡占比5.35%，茶叶占比急速上升至9.26%，棉纺织品占比逐步提升至65.35%。事实上，进入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以来，英国社会对海外物产特别是亚洲的咖啡、茶叶、瓷器、印花布以及美洲的蔗糖、烟草等成瘾性奢侈品需求大增，预示了新的社会变革和新社会风尚的来临。
英国原本组建皇家特许的东印度公司而从事亚洲贸易的初衷，是将本国优势商品毛织品销售出去，谁也没想到最终结果却是，不仅毛纺织品没有销售出去，反而贸易船只满载印度棉纺织品回到欧洲，从而引发了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印度棉织物热潮”和“印度热”，并在17世纪70—80年代之后，在欧洲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有关棉纺织品进口与消费的社会大争论。
立法禁止与社会大争论欧洲新的消费时尚“棉布热”引发了普遍性的社会争论和批判。首先这影响了传统毛纺织和亚麻制造商的利益和地位，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传统制造商向政府施压，要求保护他们免于新崛起的棉产品制造商和印度棉布的竞争。1680—1720年间，欧洲各国都在采取一些贸易保护的方法或制定一系列法律禁止印度棉布进口和使用，同时也禁止亚洲棉布和丝绸。如英国在1685年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以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的关税，1690年关税增加到20%，1700年关税增加到35%。1700年议会通过的《禁止进口棉织物法》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1720年政府和议会迫于压力和形势，更加严厉的《禁止使用棉织物法》通过，法案规定：为维护王国毛织品和绢织品工业，1722年12月25日起，一切使用、穿着印度棉布或售卖行为皆为非法行为，具体规定如下：
鉴于印花布、绘花布或染花布的使用，无论是衣着或是用于室内装饰，都是有害于民族毛纺工业和丝纺工业，并有增加贫民人数的趋势，又鉴于如不采取比较有效措施来加以制止，结果就会完全毁灭上述工业。并使陛下的无数臣民遭受破产，因为他们的生活依赖这些工业。因而禁止一切住在英国的人买卖、穿着或拥有这些织品，如果有违犯，即对私人课以五镑罚金，对商人课以二十镑罚金。
法国政府在丝绸和毛纺织企业家的压力下宣布制造、使用和销售棉纺织品为非法行为，在此后的70余年里，法国至少颁布了两项王室敕令和80项枢密院裁决，试图压制棉纺织品的进口与生产，惩罚措施也越加严厉，包括监禁，而且从1726年开始甚至会对违规者施以死刑。其他几个国家如1700年意大利禁止进口印度棉纺织品，普鲁士颁布禁棉令，1717年西班牙宣布进口印度纺织品为非法，18世纪晚期甚至奥斯曼帝国也一度禁止穿某些印度服装。
除了政府层面立法禁止奢侈棉布的进口与消费外，思想界和舆论界也展开了有关奢侈的大讨论，其中以英国争论最为激烈，影响最大。当时欧洲纺织品的进口和消费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欧洲经济和道德水准的双重破坏，荷兰、瑞典、法国和英国的道德家们一致认为，东方的奢侈品消费腐化了社会的道德品质，他们哀叹道，当毛料和丝绸以“符号标记”等级的时候，印染棉布却在效仿其他织物，并导致整个社会等级的“失序与混乱”。英国医生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TheFableoftheBees）中公开提出“私人恶德即为公众利益”，认为奢侈消费刺激贸易发展，促进经济繁荣，为奢侈正名，从而引爆整个欧洲思想界。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斯密等极力为奢侈辩护，认为奢侈消费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著书立说推动了奢侈概念的“去道德化”。欧洲社会包括英国各界关于奢侈大讨论，预示近代欧洲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思想观念、价值观和文化上的碰撞和重大转向，消费主义、消费文化在欧洲各国开始蔓延。
棉织物论争日趋流行的印度棉布消费与进口问题引发了英国支持者与批判者的两极分化。支持者强调，棉布进口扩大了国内国际贸易，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和国家财富，并否定印度棉纺织品对国内麻纺织和毛料生产有害。如17世纪晚期有一位不知名的英国檄文作家认为，印度棉布的质量与我们的祖国的产品和生产的基本的产品是如此不同，它绝不可能给它们带来任何伤害；另一些人的观点是印度棉布刺激了毛纺织品和其他欧洲布料的消费，这是各国东印度公司采取的立场，以对抗越来越激烈的禁止向欧洲进口印度棉布的运动。17世纪晚期的一位法国反对者提出，印度进口的棉布不仅流失大量财富，而且令这一个国家长期以来建立起的制造业走向衰退，并且让“丝、麻、羊毛产业雇佣工人破产和遭到遗弃”。这样的论点和说辞也非常容易引起社会的共鸣，会使他们站在羊毛纺织利益集团一方坚决反对棉纺织品的进口。17世纪80—90年代英国社会关于棉布的争论日益白热化，至1720年后进入尾声。那些与毛织物和绢丝物相关联的商人、企业主等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最尖锐、最猛烈的批判声音，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反对派之间，围绕公司运作的印度棉纺织品进口与使用展开了小册子大战和运动。知识精英哲学家、新闻记者和专业学者等人士全部投身其中，使用夸张的修辞试图说服立法者和普通公众相信他们的论点有理有据。像丹尼尔·笛福这样的文学界名人也拿起笔来支持或反对印度棉布的进口。1708年刊登在《笛福评论》（DefoesRe⁃view）的一篇文章犀利地指出，英国制造业衰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东印度公司进口慢慢的变多的印度印花布，其难以处理的后果是不仅耗费光了普通百姓的微薄的收入，而且东印度公司还夺走了很多人的工作机会。其实小册子大战，曾在1620年因东印度公司出口白银问题而爆发，然而世纪末的这一次因棉纺织物进口引发的小册子大战规模更大，涉及到利益群体更多，论争更激烈。当时超过100种小册子出版物发行，主要矛盾焦点在于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批判。由于印度产品价格低，劳动力成本低，所以人们争相购买，大量金银不断外流；输入英国的棉纺织品并没有实现再出口贸易，大部分用于本国消费，导致本国制造业尤其是毛纺织业濒临崩溃；诺维奇和坎特伯雷两大工业中心制造业受到极大冲击，引发工人失业等社会问题；印度产品的泛滥，引发毛纺织品需求减少，羊毛等原料价格下降。而东印度公司则认为，进口价格低产品，有利于产品营销售卖市场扩大，壮大制造业规模。此外拥护者还主张，东印度贸易创造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拓宽了原有工业产品的销售经营渠道，为英国引入新的制造业和职业种类等等。
所有这些有关棉纺织品进口与消费的社会论争，反映了重商主义时代，面对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趋势和海外奢侈消费品的大量涌入，国内不同阶层和利益主体热情参加到国家经济与社会变革的讨论中来，这也体现了光荣革命后宽松的社会氛围和新闻舆论的宽松。一方面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阶层的分化整合，不同阶层利益出现重大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激烈碰撞在所难免，如奢侈的“去道德化”、生产与消费的等深层次问题大讨论等，古典和中世纪奢侈带来的道德腐化等负面影响日益让位于启蒙时代奢侈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价值；另一方面，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化网络，贸易全球化和消费全球化越来越明显，不同民族和文明、文化的交流碰撞也在加剧。如何正确对待外来物产和异域文化，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接受程度需要有一个调整适应期。
以全球视野来看，大航海时代棉和棉织品的全球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力量的强制力推动下，真正完成了棉在全球不同文明区域的生态扩张和消费全球化。马克思在1853年论述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统治时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通过暴力、战争、贸易或奴隶贸易方式，逐步构建了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和全球贸易网络，这一过程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棉花和棉织品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深深改变了欧洲，尤其是英国。棉花资本主义不仅客观上推动了新旧大陆不同文明区域棉物种、棉文化、棉纺织技术的交流融合，（尤其欧洲在印花、印染工艺等棉纺织技术上对印度技术的模仿和学习，成为欧洲各国棉纺织技术革新的重要动力）而且棉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的消费、传播和社会论争引发了“东西”财富大分流加剧，推动英国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剧烈社会变革，加速了（以棉为核心的纺织技术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而棉的工业化则铸就了英国新棉花帝国的霸权地位。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视野下英国消费社会兴起与变迁研究”（1700-1900）（16BSS038）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