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至2020年间，摄影师张春海拍摄了这一个项目《黄浦江》。他以外滩为起点，向西南到淀山湖，向东北到吴淞口，这样一路把黄浦江沿岸的所见汇集到了一起。在松江，人们带着烧烤架和吊床，在桃花树下组团打手机游戏；在奉贤，金汇港闸桥上遇到两位老男孩，他们的消遣就是在江边看船；在闵行，夕阳余晖里，西岸吴泾电厂的烟囱在吐最后一口烟雾，而东岸这边一位光头大哥刚刚在水边布好了渔网；在浦东高桥，江心沙路，天色已暗，一辆集卡开过来，耀眼的灯光里是怀抱孩子来散步的年轻母亲。这些草莽之间零星的、不太起眼的瞬间，在他的眼里就是各种时空里闪着光的江边切片。
这条江，张春海称之为“魔都”魔力迸发的那条裂缝。百年以来经历了梦幻般的变化。小说家谈衍良发觉到，照片里江的模样仿佛拓宽了“黄浦江的风景约等于外滩”的这个公式，岸边的种种，在他看来好似一个个毫无关联的片段。而不同的人正要从一个世界，沿着江水顺流而下，赶往各自的世界。
品方家里有两块田，一块在屋子东面，一块在屋子西面。东面的那块田里种了毛豆、小青菜和芦粟，而西面的那块田，早在五十年前就变成了造船厂东二工区的卫生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造船厂整体大改造那回，卫生间又被升级成了自主管理金牌卫生间。三年前，造船厂的崇明新厂区开工了，流水线一条条被搬走，自主管理金牌卫生间慢慢的变成为了只有流浪狗光顾的卫生间，直到三个礼拜以前，这座工厂终于被夷为平地，撒上草籽。而芦粟田，还是一片芦粟田。
越过西边的那块田，再往西走一千五百米，就是黄浦江。品方第一次跨过黄浦江，是在她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徐校长说，第二军医大学的顾教授想要找一位家教，品方，你是我们学校读书最好的小姑娘。于是品方拿着徐校长给她买好的船票，晃晃悠悠地到了十六铺码头，然后搭上有轨电车一路向北，江水与人潮一起顺流而下。
我第一次认真眺望黄浦江是在高考前一天的下午，因为我母亲不知从何处听说，考试前一天就应该到处走走。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外滩，这片狭窄而又无穷无尽的土地。我曾在电影里、教科书里、公交车上、自行车上、东方明珠顶上的旋转平台上，还有从浦东机场前往成都的飞机上，见过这里的景色。来自全世界的新娘、小学生、歌手、理发师、工厂厂长，都与我见到了同样的风景。如果要我描述它，我只能说：“就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猜应该是黄色，不然为何需要叫它“黄浦江”？但我总觉得黄浦江不该有一个固定的颜色。就在我高考前的那天，我们穿过中山东一路，首先看到的是一堵用花摆成的墙壁，“墙体”是红色的，黄色的“上海”两个汉字嵌入其中。一个黄色头发的小孩儿凑近墙边端详了一番，然后对他身边的高个子男人说：“这些花是单独的。”我的母亲听闻这句话后灵感乍现，她问我：“‘单独’用英文怎么说？”这是个太简单的问题，但我却犹豫了至少十秒，我想，她应该更愿意听到一个更长一些的，她也许并不熟悉的单词，所以我说，单独就是“individual”。就好像黄浦江看似是一条长河，实际上却是由一个个毫无关联的片段所组成。八十年前的十六铺码头上的渡轮，八十年后的南浦大桥下的公园，品方家里的芦粟田，南京路上人均五十元的游客自助餐厅，互不相干，就是individual。
我问品方，八十年前的黄浦江是什么颜色，是浑浊的黄色还是浑浊的绿色，我想总不会是清澈的蓝色。
品方告诉我，那天她是哭着回来的。第二军医大学的顾教授见到她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你就是品方吧。”第二句话是，“你会踩缝纫机吗？”
品方毕业以后，她的初中同学们有的去了城里的肥皂厂，有的去了镇上的棉布店，还有一个在新建的造船厂里学会了开行车——行车就是那种用一根横梁吊在天上的车，一眼望下去人就像小拇指那么大，边上的黄浦江就像一条破布。品方想，这才是读了九年书的人该干的工作，她永远不该成为一个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带孩子的佣人。她一边想着缝纫机，一边想着行车，她脑袋里的行车慢慢的升高，黄浦江也慢慢变得小，变得像是一条银色闪光的丝线，然后她冲出大门，奔向那条她素未谋面的银色丝线，它依然宽广，依然浑浊。
品方不认得回家的路，但她知道，只要沿着黄浦江一路向前，总能到达最后的目的地。从军工路出发，沿着江水的流向，品方看见冒着黑烟的电厂，看见在马路上蹦跳的鲫鱼，看见外国人住的房子。虽然她看见了，但又好像没有看见，因为眼泪水掉得太快，把眼睛蒙住了一半。这一路上，她吃了两个馒头，把太阳吃成了月亮，才终于走到十六铺码头。她坐上船，回到了熟悉的黄浦江东岸，还有她的芦粟田，那是一片青色的浪潮，倒映在潺潺的沟渠之间。
我问品方，所以黄浦江究竟是什么颜色呢？品方说，你不是说你知道黄浦江是啥样子吗？其实我早就忘记了，如果你硬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眼泪水的颜色。
如果我眼前的品方还是那个红着眼走下摆渡船的品方，我一定会狠下心来踹她一脚，但我现在正与她并肩而行，她全身百分之五十的重量倚靠在我的胳膊上，与我一同穿行砖头碎片与玻璃碎片堆砌而成的荒原。
荒原上，自主管理金牌厕所依然孑然独立，徒留一个空壳，白色的瓷砖却被衬托出了从未有过的洁净。就在西方五百米以外，桃花林下的男男女女们点燃了烤炉；而在北方两千米以外，郊野公园里的男孩儿正在用石头丢天鹅；如果再多走五公里，就会到达新建起的两座美术馆。
两周前，我曾拜访过那间美术馆，我先是坐地铁到人民广场，然后转坐公交车，在城市中辗转腾挪，实际行进距离超过10千米。即使如此，我也不会选择穿越荒原，树木，泥土，瓦砾。尽管它们才是把一个个单独的片段串联成一全世界的关联符。
品方说：“我第一次穿过黄浦江是我初中毕业的时候，1947年。第二次是五年以后，我去南京路上给造船厂的每一个工人都买了半斤赤膊糖，也包括那个行车工人，因为我当上了工段长。后面的我都不记得了，接下来记得的就是今天。”
就在她唠叨的最近一段时间里，我找到了一部延时摄影作品，它记录了黄浦江的一年四季，在夜色和日光中泛着厚重的波光。还有百度地图，只要我不断按前进键，它就能带我沿着堤岸无止境地向前。
再过不久，就会有一个新的图案被填补进这块空白，连同品方的屋子和芦粟田一起。听说那是一间商场，以及周边的四个居民区。到那时候，黄浦江也许就真的要成为一个永不间断的整体了。
品方抬起头来眺望远处，在层层叠叠的水汽背后，斜拉索桥上的汽车呼啸而过。品方说，如果那时候就有这座桥的话，我一定不会死板板地沿着江走，绕出一个方圈子。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我所在的工厂里没有踩缝纫机的工人，很快也将不再有开行车的工人，他们只需要一个写满数字的深蓝色屏幕，记录着十台行车的位置与高度，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掌控整座工厂。我想品方一定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因为她值得站在更高的地方俯瞰全世界。如果从卫星的高度观测城市，黄浦江也许只是一条渐变色。我想，也许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卫星地图的时代，就是一个好的时代。
江畔的桃花林里，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坐进了悬挂在两棵树杈间的秋千，一前一后，摆荡在江水上方的天空中。汽车发动机声响了起来，车里的男人说，已经下午四点了，快上来吧，等下还要去北外滩上钢琴课呢。
和品方一样，他们正要从一个世界，沿着江水顺流而下，赶往individual的另一个世界。
“黄浦江”这一个项目拍摄于2014年至2020年，以外滩为起点，向南、向西到淀山湖，向东、向北到吴淞口，我拍摄了两百多个胶卷。选送“上海相册”栏目大约30张照片选自一本即将出版的摄影集，这本影集内有110张照片。
大家称上海为魔都，我感觉外滩就是魔力迸发的那条裂缝。无论是100多年前，还是新世纪的开端，梦幻般的变化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一条“虫洞”的出口，来自不同时空的人都曾在这里登陆上海。我也有个纠缠不清的记忆：童年的我乘着轮船，1000多公里沿江而下，上岸那一刻感觉是异乡还是故乡？
在外滩拍摄一段时间后，我渐渐有了沿着整条黄浦江看看拍拍的想法。在松江，人们带着烧烤架和吊床，在桃花树下组团打手机游戏；在奉贤，金汇港闸桥上遇到两位和我年龄相仿的老男孩儿，他们的消遣就是在江边看船；在闵行，夕阳余晖里，西岸吴泾电厂的烟囱在吐最后一口烟雾，而东岸这边一位光头大哥刚刚在水边布好了渔网；在浦东高桥，江心沙路，天色已暗，一辆集卡开过来，耀眼的灯光里是怀抱孩子来散步的年轻母亲。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几年的光阴就是那所谓“决定性瞬间”的零点几秒吧！刚刚倒下的废墟还冒着“热气”，江边亲水平台上工人一把抓住“疯狂”的钢筋……这些草莽之间零星的、不太起眼的瞬间，在我的眼里就是各种时空里闪着光的“外滩”切片吧。
张春海，1976年出生于湖北省十堰市，一座在全国各地移民手中兴起的汽车工业城。父亲来自上海，母亲来自长春，这也是“春海”这一个名字的本意。1995年从湖北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1999年至今，在解放日报担任摄影记者。
谈衍良，1995年生于上海，就职于宝钢股份。小说作品曾发表于《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刊物。出版有小说集《乌鸦妖怪与随机数侦探》。
